“百名教授谈人生”系列人物之四：无悔的选择，雨后的彩虹

 

       王尧耕，男，汉族，1930年出生于上海，1951年毕业于上海市水产专科学校渔捞科，1952年起在上海水产学院（现上海海洋大学）任教，1992年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曾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、三等奖1次，2009年7月荣获中国航海教育贡献奖。王尧耕教授是我国远洋鱿钓渔业的开拓者，负责组建了初期的远洋鱿钓技术组，65岁仍坚持出海，同时担任我校与中国水产总公司联合成立的远洋渔业研究室主任。

 

       解放前吴淞水产学校以航运出名，年轻的王尧耕教授也是怀着可以出海远洋的梦想选择了水产学校，选择了捕捞科，从此他就和水产教育事业结下了一生之缘。

       这个专业让年轻时的王教授遇到两个问题：一是晕船，这是这个行业最普遍的问题，初入这行的他也没能逃脱。在山东实习的时候他睡在船头，也就是行船时摇晃的最厉害的位置。如果遇到大浪，整个人都会腾空。那时候又是冬季，北方的冬季特别的冷，船里就烧起了煤火取暖。这样一来，烧出的煤烟就成了问题。前几次出海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吃不下饭，可又不得不吃。于是为了保证体力和营养，他不得不吃了吐，吐了再吃。此外还要强迫自己到甲板上吹海风，以此尽早克服晕船。除了晕船，第二个就是安全。比如船行至浅水区，不仅要避免搁浅，在船的一起一落中也可能对船底造成损害。在船上生命都有危险，更别说什么天伦之乐了。

       几次出海的艰苦让年轻的王尧耕教授感觉在这个专业做下去不容易。果然，回去后有的同学就改行了。“专业这么苦，到底要不要坚持，怎么坚持”成了当年王教授思索的问题。

 

       王教授认为，要不要坚持关键是看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益于社会和人类。工作不应该是为了赚很多钱来满足自己在物质方面的追求。如何看待工作，这是一个大问题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想问题，是首先需要解决的。只有把大的问题解决了，具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渔业资源这个专业对社会及人类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三斤鱼可以代替一斤粮食，虽然吃的粮食不多，但营养是够的。不仅过去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现在国家发展了，人民富裕了，大家每餐都是吃的很饱，实际上营养不一定跟得上。像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并不追求吃的多，但对鱼、蛋等副食品看得很重，这也是我们国人需要改变观念之处。

       后来的经历也让他感到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国家的贡献。比如当时学校接受国家给的任务“关于在长江口南岸带鱼的幼鱼分布情况调查”，国家希望通过调查确定是否要在长江口修建保护区。王教授一行连续三年、每年七、八、九月份对此进行专项调查研究，最终形成调查报告建议“设立长江口带鱼幼鱼保护区”，以防过度捕捞。此前日本渔民也在该领域捕捞，他们反对限制捕捞，但看了调查报告之后也心服口服了。

       正因为王教授对自己和自己所学专业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树立了正确了理念，才使他坚定地在水产教育事业的道路上一直走过来。

 

       王教授强调，要坚持下去必须去做，说空话没有用。如果做，就要做出成绩来，不能只是机械地出海，带学生实习。比如如何掌握近海的渔业资源问题，他借鉴日本及苏联的经验，特别是对苏联的一套系统方法论的学习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手段。通过调查研究，自己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。然后与课本对照，哪些应该相信课本，哪些应该相信实践。王教授强调，有了实践才有了质疑权威的权力。王教授也劝告我们，跟着老师进行理论学习是基本的，但要学会自己通过实践进行问题的思考。

       王教授还举例说，当年他们在近海捕鱼时发现小黄鱼和大黄鱼并不在同一地方生存，小黄鱼靠外，大黄鱼则在里面。也许大部分人并不会在意这个现象，或许觉得理所当然。王教授却认为越是看似简单的事情越应该提出疑问。通过研究，他发现大小黄鱼的生活习性是和它们身体结构有着密切关系的。

 

       从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开始，王尧耕教授一直从事的是近海渔业资源的研究，深刻感悟着我国渔业资源的变化。到了七十年代，因为过度捕捞，近海的渔业资源已经不多，国家的政策导向也从捕捞调整到养殖。这样一来，近海渔业的研究队伍逐渐缩小，剩下的专业人员也没有什么研究调查可做了。由于当时认识不足，没有远见，加之管理上缺乏强硬的手段，认为人定胜天，从而造成了许多物种的减少，令人叹惜。面对同行的转业和消极情绪，一开始王尧耕教授也跟着发牢骚。但后来他发现既然资源已经减少，与其这样，不如将以前收集到的资料好好整理，提炼出资源的保护与管理的方法，也是对国家做贡献。

     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国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进行远洋渔业，海洋渔业专业终于又活跃起来了。1989年中苏（俄）渔业谈判上苏联答应给中方2000吨的太平洋褶柔鱼配额。王尧耕教授发现这是一个机会，积极响应并申报该项任务，上海水产大学最终获得负责此项工作。1985年日本的水产学校曾赠给我校一艘拥有鱿钓设备的船，但设备已经陈旧，必须修理调试才能使用。面对时间紧责任重，王尧耕教授马上组织团队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最终在八月份如期起航，前往日本海开展鱿钓任务。

 

       这是远洋渔业的第一次尝试。在欣喜之余，王尧耕教授冷静地分析形势：第一，远洋渔业资源丰富，但要牢记近海渔业的教训，不能盲目追求捕捞量，影响资源的持续性。第二，日本海毕竟小，更广阔的海洋还在外面。于是1992年他向上级渔业主管部门建议去北太平洋进行远洋鱿钓。得到批准后，1993年他联合几家公司的6艘船雄心勃勃地前去探捕。结果却以失败告终，根本就捕不到什么鱼。当时就有船长不满意，公司的人也抱怨投资失败。当时王尧耕教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但依然坚信可以捕到鱼。于是他做了认真的分析，找出了日本海和太平洋鱿鱼的较大差别，因此次捕捞过于靠近日本，而实际渔场在更往东往北的方位。

       1994年，王尧耕教授再次要求到太平洋进行鱿钓探捕，他又组织了6艘船，在众人的怀疑声中再次来到太平洋海域。他要求6艘船“一”字排开，采用十分艰苦的“地毯式”探捕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喜获渔场和频频高产的消息迅速传回国内，渔业界再次雷动。“实践出真知”。王尧耕教授认为要不断探索，不能因为某次的失败而放弃，不能因为别人的猜疑而自己也怀疑。成功喜悦之后，他又思考鱿钓这个产业的发展问题。如何提高技术，设备如何国产化，如何培养专业研究人才，如何扩充队伍，如何保障产业的科学发展……成了王教授日夜思索的课题。